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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第一部分 军委无线电学校、红军通校时期
2015-05-11 16:39   审核人:

回顾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初创情况

 

   刘寅

 

【作者简介】  刘寅,江西南昌人,1910年生,1930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6月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央红军电台报务员、报务主任、分队、红军通校教员、训练班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委三局电台分队长、科长、处长、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副局长。建国后,历任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军委通信部副部长。曾当选为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我是1930年底在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被解放参加红军的,一到红军就干上了无线电通信工作,一直干了20多年。全国胜利以后,又为发展通信工作转到地方干电子工业。50多年来,我亲身经历了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尤其是我军无线电通信工作初创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英明的预见亲切的关怀

 

19301230著名的龙冈战役在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亲自指挥下,红军全歼了国民党18师部和两个旅,敌前线总指挥、18师师长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无一漏网。我所在的电台是国民党交通兵团无线电第1大队5分队(番号为KFF),当时配属到18师工作。是日该台通信技术人员除沈定一人外都成了红军的俘虏。记得在小布集中时共有10个电台人员,他们是队长李仁忠(改名李三毛),报务员王诤(原名吴人鉴)、吴如生(原名罗世容)、韦文宫(原名韩侬冠),机务员刘盛炳,文书李家驹,架线班长李国梁,还有两个班里人员,名字记不清了。我原名叫刘达端,当时并非军人。我是因为失学失业,经罗世容介绍在第五分队临时“借读”无线电的。随电台才两个半月,就幸运地参加了红军,穿上了红军的军装。

后来有人说你是用大炮欢迎过来当红军的,用现大洋买来干革命的,这不符合事实。我们所以留在红军,并且能长期安心地干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有我们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教诲、英明领导和他们对待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正确政策。他们深感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看到了人才难得和这些人可以接受教育,因而对我们关怀备至,精心培养,这样才使我们在革命阵营里得以顺利地成长。

刚到红军时,大家都很害怕,因为那时我们对红军和红军政策毫无了解。被俘的当天,虽然红三军政治部的同志向我们讲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并让我们和红军战士同吃同住,使我们的情绪稍微安定,但我们内心总还是疑虑多端。

193113下午,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地点是在去小布路上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当时见到的有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朱云卿参谋长等领导同志。参谋长郭化若同志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之后,毛总政委非常和蔼地对我们说,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那天很高兴,讲话也比较多。他说,你们要好好地干,你们在外面是谋生,是干事,到红军里也是干事,但红军是为工人、农民干事的,是为无产阶级打天下的。将来,全国人民要翻身解放,无产阶级要夺得天下,你们还是一样的干。你们在外面有较高的待遇,我们也一样给。外面有的东西,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有人会给我们送来的。譬如无线电,你们来了,这不就有了!你们要很好地干,这个事情(指无线电通信)就归你们管。将来全中国、全世界都要胜利的,全国胜利了,这件事情还是归你们管。

第一次和首长见面,对这一席话当时并不能深刻领会,但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北平解放以后,成立了军委电信总局,军委派王诤、李强、王子纲、钟夫翔和我几个人接管北平电信局的时候,想起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当年的讲话,真是记忆犹新,感慨万分。

我们开始工作以后,朱总司令几乎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电台来。他到电台一是来听听新闻,再就是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他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来时还要带上一包麻牌香烟给电台上吸烟的同志。朱总司令对我们这些刚刚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这样的关怀,循循善诱,使我们深受感动,大大地激发了我们的工作热情。

当时红军总部参谋长郭化若同志分管我们的业务工作,副参谋长杨立三同志帮助解决物资生活问题,还有秘书长李井泉同志,他们对我们都很关心。刚过来时我们什么也没有,晚上睡在干稻草上。杨立三同志看到了,立即将他的大红毯子给了我们,后来还专门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套新棉衣。

为了照顾电台人员的生活,还专为电台制定了一些制度,如津贴制、夜餐制等等。技术津贴是红军时期专为技术人员制定的,医生、修理技师、无线电通信人员等都有,这也是党关怀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一个体现。那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生活费,而对我们这些人却给了很高的生活待遇。王诤同志当时是每月50块银元,其他人每月40元、30元不等。第二次反“围剿”前夕,大家都在紧张备战,我们对组织上给我们这样的特殊待遇很过意不去,就联名给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后来左权同志亲笔复函,表扬了我们这种精神,同时说明对技术人员在生活上应有所照顾。后来只把津贴酌减了一些,50元减为30元,30元减为20元。供给部的同志考虑得也很周到,把我们携带的银元换成了金戒指。

党在执行工作纪律方面对我们也是以教育为主,有一件事使我们深受教育。记得第二次反“围剿”时,在俘虏的报务员中,有一个人值班时偷偷地在机上同国民党电台通报,被见习员听到并报告了组织。这严重地违反了工作纪律,按说可以逮捕,甚至枪毙。但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对此事处理很慎重,是以教育为主,仍旧把他留下来调到无线电训练班去当教员,后来他在训练班、学校工作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毛总政委处理这件事非常英明,当时假使把他杀了,一些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就可能被吓跑。所以说政策非常重要,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以后,陆续地又有一些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参加了红军,其中许多人参加革命由不自觉到自觉自愿,直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这都是与党的政策、领导的关怀和教育密不可分的。

 

从一部收报机开始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红军部队中还没有建立过无线电通信。我们被俘时,电台的发报机被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可用,所以说是“半部电台”。193113日在东韶打国民党谭道源师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但技术人员都跑了,这也是国民党交通兵团的1个分队,机器型号和第5分队的一样。它叫第六分队,番号是KFG。这样红军就有了一部半电台。我们在方面军总部用一部收报机办了两件事:一是抄收新闻和进行技术侦察;二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

193116在总部驻地江西宁都的小布,按照参谋处的指示,在参谋处的院子里架起天线进行工作。主要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发的新闻,翻译出来供领导参阅。因为在苏区看报纸很困难,消息很闭塞,有了电台以后,一下子把闭塞的局面打开了,因此每天抄收新闻便形成了一个制度。由于国民党军队电台在通报中用简语谈话,每到驻地就要互相询问“QRC?”(你部驻在何地?)和回答“QRC……”(我部驻在……)。部队在出发前,也拍发“我台奉命立即出发。”“请立即停止联络,我们立即出发,×小时后再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敌军电台的通报中了解到敌军的行止动向。所以,电台除抄收新闻外,还收到敌台的通报对话,了解敌人的动向,准确地向领导和作战部门提供情报,起到了技术侦察兵的作用。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就是从电台侦察中准确地掌握了敌军的动向而打了很多的胜仗。后来,侦察工作从通信部门分出去,单独成立技术侦察台,最早是伍云甫同志,后来由曾希圣、曹祥仁等同志专门负责,成立了二局。

在用一个收报机开始工作后不久,就以电台为基础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这也是朱总司令、毛总政委亲自决定的,当时还签发了一个招生命令,这是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从那时起自己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成为我军的一个优良传统,随军办训练班,办学校,有的电台还自己带“徒弟”,即使在长征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从未中断过。

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大约在1月底2月初开始,共12个学员,都是从各军选调的有点文化、政治上比较坚定的青年,其中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还有3名女同志。他们是曹丹辉、胡立教、温亮彰、钟贞一、李立田、周森、骆炳林、吴慕林、肖英、李建华(女)、李赤华(女)、钟佩兰(女)等同志。开始时我们几个被俘的报务人员都当教员,吴如生、韦文宫去3军团电台后,就只有王诤和我教课了。王诤同志经过正规学校的训练,技术上比较全面,机务、报务都可以教。我只学习了两个半月“无线电”,勉强可以教一些收、发报和一些文化课。训练班的条件是艰苦的,没有固定的教室,借用老百姓的堂屋或在大树底下上课,把门板、床板用石头一支就是课桌。器材就更困难了,只有一两个电码练习器和两个电键。由于电键不够用,学员们左手大拇指就成了练习用的“电键”。铅笔、纸张也都非常少。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经过教员、学员的共同努力,只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训练出我们红军的第一批报务人员。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把他们分到电台上见习,很快地就能独立当班工作,并逐步变成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骨干力量。

选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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