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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第一部分 军委无线电学校、红军通校时期
2015-05-11 16:39   审核人:

我军历史上第一所通信学校

 

□赵志安 王志亮

1931年,是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创建和初步发展的时期。红军从半部电台开始,建立了无线电队,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使红军的通信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以及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电台的增多,以无线电训练班的形式培养无线电人员已赶不上部队的需要。1932年春,训练班转移到江西瑞金的洋溪,改为军委无线电学校。不久,学校又迁到坪山岗,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刘光甫任校长,曾三任政委。至此,我军历史上第一所通信学校光荣地诞生了。

坪山岗离瑞金城20多华里,是山区的一个小村,交通不便,较为偏僻。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由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战斗频繁,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但是红军战士是难不倒的。学员大都是连队的优秀指导员、青年科长或青年干事,他们和教员一起,始终以高涨的革命热情,战胜种种困难,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红军通校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校舍,就动员群众让出一些房子,东一间、西一间地住着教员和学员。没有床,就用石块和砖头垒起来当床“腿”,上边搁两块木板。有的学员干脆把稻草铺在楼板上睡地铺。没有棉被,每人只有一条布“毯子”,通常是两个人共用一床,以便垫一条,盖一条。夏天的夜晚,山村的蚊子很多,咬得大家睡不成觉。于是,学员们就到地里采来艾蒿一类的野草,烧烟驱赶蚊子。到了冬天,山风呼呼地吹着,从门、窗的缝隙里灌进来,冻得人直打颤。学员们就找一些稻草取暖。实在睡不成,有的学员就起来在院子里跑步,或者背电码。尽管这样,第二天还是照样抖擞精神上课。

那时,学员的伙食也是比较差的。粮食限量,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菜金(包括油盐)两分。由于缺油少盐,常常是白水煮南瓜,里边放一点盐巴。到了1934年,粮食供应更加困难,不少同志吃不饱,就采取分配包干的办法,每人用一片小蒲草包蒸米饭,包上挂上牌子,写上自己的名字。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大家还十分注意节约。月底分得1角或几分“伙食尾子”的时候,党团员们总是立即交两枚铜元的党费、团费,再交一枚铜元的“互济会”会费,剩下的就买牙粉、牙刷和针线,有的则买二两麻搓绳子打草鞋。

最困难的还是教学用品的缺乏。没有纸张,就用当地产的竹子自己造毛边纸用。油印教材缺少蜡纸,校长刘光甫想了个好办法,把毛边纸放到大米汤里过一下,晾干后当蜡纸用,还真解决了大问题,每张“土蜡纸”能印不少份。抄报用的铅笔,是最基本的学习用品,但当时很难搞到。每个班都专门开会讨论,研究削铅笔和用铅笔的办法。一支铅笔用到只剩下二三公分还舍不得扔掉,用两片竹片夹着铅笔头,用线绳拴牢继续使用。每个学员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支较好的铅笔。大家从书上看到外国人从前把雁翎削成笔尖,蘸墨水写字。就学着用竹片或鹅翎削尖了做钢笔。如果有谁分到一个钢笔尖,那就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用完了就赶紧擦一擦,不让它生锈,用坏了以后还舍不得扔掉,磨一磨再用。

建校初期,学校里只有一个电码练习器。练习器用的干电池没电了,又买不来,大家便用铁钉在电池底部打上几个小眼,把它装在灌有盐水的竹筒里泡着使用,一直到电池的锌皮完全被腐蚀掉为止。缺少电键,学员们便用自己的左手拇指当电键,练习发报。大家还克服了文化程度低等困难,顽强地坚持学习。

通信学校的生活是相当紧张的。每天要坚持8小时正课,早晨1小时早操,晚上两小时自习,都是集体活动。仅仅在饭后有一点儿自由活动时间。曾三政委每星期都要给学员们上政治课,讲红军的性质、任务、马列主义基础等革命道理,使大家明确了学习的目的和肩上的责任。全校人员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教员和学员们一起打篮球、乒乓球等。学校开晚会时,大家唱歌、猜迷语、讲故事,有时来个捉迷藏。每逢春节,学员就同驻地群众一道,敲锣打鼓,跳跳唱唱,热闹几天。那时候,参加学习的红军战士一心要学好本领打反动派,对于这样的文娱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学员们毕业后,都坚决服从分配,愉快地走上战斗岗位,有的上前线,有的留后方,有的到国民党统治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共同的事业英勇奋斗。第2期毕业的李白同志,在参加长征后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但他坚贞不屈,直到被反动派杀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根据李白事迹改编的。李白同志不愧是通信战士的光辉代表,也是红军通校的光荣。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通信学校的代号是红星第三大队。行军途中虽然十分疲劳,但每到宿营地,大家都抓紧时间练习收发报。在长征路上,身上连一片纸屑也没有,学员们就随着蜂鸣器发出的电码声用树枝在地上划,练习抄收。有时用口模仿蜂鸣器拍发电码,其他同志练习抄报。有的同志还互相测验英文和学过的功课。刘光甫校长和曾三政委见大家学习热情这样高,曾表扬说,行军路上办学校,这是我们红军的创举。

193412月间,正当大家紧张而愉快地学习电台技术的时候,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来到学员身边,看见大家在地上划着的阿拉伯数码,很感兴趣地停步观察。周副主席得知大家是通信学校的学员后,转身对朱总司令说,这些战士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学习无线电技术,真不简单哪!朱总司令和悦地看着大家说:好哇!有这股子劲就好办,这是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传统教材啊!临走时,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鼓励大家要刻苦学习,还说红军要发展壮大,每师每团都要有电台,大家不仅要担负无线电通信工作,还要当老师培养新的技术人员。

当部队挺进贵州瓮安附近的猴场时,第9期训练班的8名学员毕业了。这是红军通信学校在长征路上毕业的唯一的一批学员。他们很快地充实到红军各部队的电台去工作。

1935616,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8月,红星第三大队同四方面军报务训练班合并,又恢复为通信学校。

当时,除中央红军通信学校外,红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也都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这些训练班和红军通信学校一样,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通信骨干,为人民军队不断壮大通信队伍,发展和使用多种通信工具和通信手段,适应作战指挥和协同需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选自《电波从这里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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