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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第一部分 军委无线电学校、红军通校时期
2015-05-11 16:39   审核人:

生命在电波中闪光

 

  裘慧英

 

1939年春天,我在上海一家绸厂做工。一天,市委副书记马纯古同志对我说,有个男同志需要有个家庭作掩护,让我去和那个同志一起工作,表面上要装扮成一对夫妻。当时我才是20岁的姑娘,一听这话,脸一下子红了。心想,这成个什么样子呢!我连声说:“不行,不行,还是叫我去新四军吧!”老马笑了:“你呀,做个共产党人,是最高尚、最纯洁的。住在一起,也是革命需要。”老马这样一说,我就只好接受了党交给的这个特殊的任务。

可是,等见到接头的人,我大失所望。因为站在我面前的人,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清秀的脸庞略带几分神秘的色彩,我看不惯。因为我在厂里常见的只有资本家才穿长袍。心想,许是搞错了吧?可是暗号又是对的。还说了名字,叫李白。接过头,他走了,我放心不下,又去找老马。我问老马:“看了不像个同志,会不会有错?”老马笑了:“你别瞎疑心,要是叫人看出是个同志,那还得了啊!”仔细一想,自己实在是太幼稚了。化装为的就是不叫人认出来嘛!

从此,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李白同志就从延安化装来到了上海,开始建立通信联络机构。这是侦察敌情的耳目,又是传达我党方针政策的工具。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就发现了李白同志是个既亲切又严格的人。我们这个“家”,陈设简单,一张写字台,一张床。晚上李白睡帆布床,有时怕麻烦,干脆就睡地板。我住在这里,实在闷得很。有天清早,我偷偷跑出去溜马路。李白就批评说:“这怎么行?装什么就要像什么!这一带都是有钱人,谁这么早去溜马路呢?”我说:“我整天无事可做,还不能出去溜马路?”李白同志说:“我教你发电报吧!”于是每天下午,他抽两个钟头教我。我觉得发电报比开机器难学,的的达达,总弄不清爽。发起火来,我就把耳机摔了。他又给我戴上说:“应该有毅力。这也是个考验哩!”有一次他严肃地对我说:“我们搞这个工作,是党交给的一项重要工作。党中央从延安发给上海的指示,就是靠我们这个电台收发。它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他还教育我:万一出了事,要严守党的机密,哪怕是刀放在脖子上,枪对着胸膛,也不能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

李白同志工作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晚上收发电报,白天要把电报译出来,还要送出去。工作地点是在我们住家的小阁楼上,门窗关得死死的。夏天又热又闷,我进去半小时,头就发昏了,而李白同志却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天快亮时,我进去帮助他收拾东西,常常发现阁楼的地板都被他的汗水滴湿了,但是李白同志却愉快地说:“只要工作顺利,我的心就很凉爽,天热也就忘了。”有时,我坐在他身边为他扇风。他全神贯注,紧张地工作着。工作完了之后,他一边收拾机器,一边对我发出会心的微笑。

工作顺利进行着,同时我和他的感情也更加深了。组织批准我们结了婚。可是不久,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42年中秋前夕的一天深夜,李白同志正在阁楼上紧张地发报,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所。我赶快上楼通知李白。他坚持把报发完,才拆机器,把电台收藏进地板的隔层里。我们刚刚走下阁楼,几十名日本特务和汉奸就闯进屋来。他们翻箱倒柜,没有查出什么,后来又到阁楼里去查。这时,我心里七上八下,真有点紧张,可是李白却不动声色。日本宪兵在阁楼里翻了半天,用枪托敲墙,用脚踏地板,结果被他们发现了地板隔层,搜出了电台。日本宪兵凶神恶煞似地把李白和我捆绑了起来,不由分说就是一阵毒打,接着就把我们押解到四川路桥北面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阴森森的牢房里,不断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日寇拿了块大铁板,压在我腿部上面,铁板两头站着两个特务,逼我招供。我忍着痛说:“叫我死了吧,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时,一个女特务进来说:“这么年轻的姑娘,不用打她了。叫她看看她丈夫受刑,她就说实话了!”于是,我被拖进了李白同志的房间。只见李白同志被绑在老虎凳上,胸上一道绳,腿上一道绳,砖头一块块地从脚后跟下塞上去,加到3块砖头时,绳子和骨头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加到5块砖头时,人就昏过去了。残暴的敌人拿掉了砖头,还逼问着:“给谁干工作的?领导在什么地方?有多少同党?”李白同志一句话也不说,特务又灌凉水,只见一口口血水猛地从李白同志的口中吐出来。好久,他缓过一口气,咬紧了牙,轻轻地对我说:“爱护朋友,牺牲自己。”他担心我年轻,受不起毒打。我回答说:“你放心吧!”这时特务又问:“你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李白同志眼一闭,不作一声。特务又用老虎钳钳他的指甲,钳一个,问一声:“领导人在哪里……”“招了就放你们!”鲜血滴了一地,李白同志死去活来好几次,但始终还是那一句斩钉截铁的话:“没有什么可讲的!”

在我们结婚以前,我就逐渐地了解到他的身世和性格。他是湖南浏阳人,因为家庭贫困,九岁那年就到染房去作小工。十几岁时,他就投入了革命斗争,当了少年先锋队队长。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又一直在农民协会中工作。1930年参加过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后来又到了江西瑞金。第五次反“围剿”以后,随着大军一起长征,那时李白同志担任电台通信连的指导员。他是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学会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的。学习报务时,他患了疟疾,有人担心他学不好,但是李白同志还是以坚强的意志战胜了病魔。发疟疾时,他不顾夏日的炎热,裹着棉被坚持学习,手抖得握不住铅笔,他就把笔绑在手上。这就是李白同志坚强的党性表现。在这样坚强的红军战士面前,敌人休想得到什么口供。过了一会儿,穷凶极恶的日本宪兵又用一种特别刑具,把电线绕在李白同志的手腕上,然后通电。这时候,李白同志的身体已经被摧残得不能动弹了,话也讲不出,当电流通过时,他嘴里就禁不住发出一阵嘶叫。我在旁边看着,肺都气炸了,我跳起来叫道:“你们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活受罪?”敌人狞笑着……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昏倒在地上。

我被转移到新的监狱。那天,当我睁开眼睛时,只觉得浑身疼痛,四周漆黑,问问旁边的人,才知道这是日本监牢。这真是一座活地狱。很小的房间,关了23个人,吃的粮食是五种东西混合的:黄糙米、麦子、谷子、石子、稗子。煮得稀稀的,上面飘着一层死虫子。石子是特意从外面找来的。日本特务说:这东西,既省粮食,吃了又能种下病根,一辈子也治不好。我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同狱的一个爱国学生设法要了一片面包,把面包屑泡在水里,灌进我的口中,就这样在难友的关怀下,我才算是活过来了。李白同志关在7号牢房,每次提审时,都要经过我住的1号牢房。尽管每次审讯,李白同志都遭受一次新的折磨,被狱卒们一人抬头一人抬脚地拖回来,但是每经过我的牢房时,他总要挣扎起来看我一眼。我深切地感到,他是在对我说:我们是革命者,不能在敌人面前低头,这是考验呵!

一个月后,敌人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只好先把我释放了。隔不多久,在弄堂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问我:“这里是不是福禄村?有没有一个姓裘的?”我说:“是的,我就姓裘。”机灵的孩子把一封信朝我手里一塞就走了。信是组织上寄来的,大意是:我们知道你回来了,很高兴,但是现在还不能去看你。你在里面表现很好,表示钦佩。希望你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这时,我连身上的疼痛都忘记了。党的关怀,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此后,我回到工厂,一边做工,一边到宪兵司令部去打听李白同志的下落,但每次都是说不了三言两语,就被日本宪兵打出来。一直到19433月,才知道李白同志被关在极司非尔路(现在的万航渡路)76号。这是汪精卫的特务机关。有一天,说是可以接见,我立即就去了。中间和“犯人”隔着个接见网,“犯人”一个一个从里面出来,会走的自己走,不会走的拖着出来。李白同志先看到了我,他第一句话就是用暗语问我:“领导同志好吗?”我也用暗语回答:“已经安全地离开了上海。”他听了这句话,脸上闪出了隐隐的笑容。

76号监牢的残酷是骇人听闻的!李白同志住过的那个地下监牢,解放后作过一次大扫除,发现了不少人的头发、牙齿和骨头。“76号”里不但有地下监牢,还有水牢、天牢。水牢是一幢大房子的天井,里面放满了水,水里放进了毒蛇和咬人的小毒虫。人推进水里,毒虫一咬,就浑身痉挛,而特务们却站在旁边拍手狞笑。人在水牢里浸了水,再上天牢。天牢就在水牢上面,玻璃顶子。把人的手脚捆起来,吊到空中,敌人把这称作“晒明虾干”。谁进了76号,总是活着从前门进去,死了从后门出来。

党用了很多办法,营救李白同志。19486月,李白同志总算出狱了。他一到家,就问:“领导同志什么时候来?我希望早一点见到他们,好早一点恢复电台的工作。”我说:“你的伤势这么重,怎么工作呢?”他说:“慧英啊!你只看到我的骨头被打断,皮被打破了,但革命意志是打不掉的!敌人的残暴只能使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接着又说:“我们也亲身经受过敌人的迫害,难道还能允许敌人继续残害老百姓吗?不能!那只有我们搞革命工作的人积极斗争,努力工作,才能早日打走敌人。否则老百姓是活不下去的。”在李白同志恳切的要求下,党组织又给他分配了工作。

那时上海是不能呆了,我们就暂时转移到浙江淳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大街上屠杀无辜的老百姓。不久李白又第二次被捕,亏了营救得快,才脱出虎口。出来后,李白同志对我说:“日寇抓我们坐牢,国民党也抓我们坐牢,这说明中国人民的敌人有外来的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在他们手里,人民就没有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接着我们又转到江西,东藏西躲,直到日寇投降后,党才又把我们调到上海来搞地下电台工作。

因为没有社会职业,容易引起敌人注意,李白同志就在渔船上找到一个修理收发报机器的工作做掩护。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就自己发电报,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我很担忧,怕他病倒,劝他注意休息。可是他对我说:“一个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工作得顺利,就是最大的快乐。”他又说:“长征时,部队行军,我们也行军,部队休息,我们就发报。报发完了,又开始行军。现在比起长征时的情况,好得多了。”他还说:“如今有了工资,可以不要组织的生活费,让组织的钱做更多的事,借这个职业还可以学到很多无线电技术,真是太好了。”这就是李白同志的态度。

不但平时,就连星期天,李白同志也从不休息。他常常利用假日研究无线电技术,从早上搞到中午,叫他吃饭,他总是说:“你和孩子先吃吧!”又继续埋头钻研了。有时搞到晚上,才高兴地说:“我研究的东西成功了,你把饭多烧些,把中午的饭和晚上的饭让我一起吃了吧!”

19481229深夜,这真是个难以忘怀的晚上。李白同志正在给延安发一份重要的电报。这是国民党的一份绝密的江防计划,对解放上海关系重大。不料,敌人又出现在我们房屋四周。他镇静地发出了紧急信号,隐蔽好电台,要我把小孩送到楼下的一个同志那儿藏起来。这时已是30日凌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已经闯进门来,吆五喝六地搜查起来,其中一个特务直冲三楼,象狗一样地朝李白发报的房间嗅去。

后来我才知道,国民党特务为了侦测我们的秘密电台,已经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只是因为出了叛徒,我们的电台才被侦破了。

李白同志当场被捕了,被押到了四川路海宁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第二大队。当时我没有被捕,因为敌人还想继续搜查东西,侦察线索。第二天早晨,孩子上楼来,被敌人发现,就问我:“怎么昨天只两人,今天却多了一个?”我说:“他在亲戚家,今天才送回来的。”他们又问亲戚在哪里?我说:“不知道!”于是敌人把我和孩子也一起关进了牢房。一进牢房,我就看见李白同志已被绑在老虎凳上,棉衣棉裤都剥掉了。孩子看见了,就哭着喊叫爸爸。敌人趁此机会对李白同志说:“你不讲,难道连孩子也不管了?”李白同志用沉默回答了敌人。

就在警备司令部,李白同志受尽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刑罚:上老虎凳,灌自来水、灌辣椒水,还把很长的针戳进他的手指甲中。针一半插进肉里,一半露在外面,再用火烧针,针烧红了,热气直钻指甲缝,手背肿了起来,血也变紫了……李白同志受尽了种种酷刑,但是始终没有吐露半句真情。

敌人得不到需要的东西,又出鬼主意。把我和孩子放回家中,派了几个特务把守楼上、楼下,弄口还放了哨,等人上门。特务把家中可拿的东西全拿走了,可吃的东西都吃了,又把我和孩子关在一个亭子间里审问。审问时,一只手枪对着我的胸口,一只手枪对着背后威胁说:“你还不招供,你丈夫早说了,你们是共产党。”敌人这种卑鄙伎俩,正说明了李白同志的坚强。

敌人在我家赖了40天,什么也得不到,就滚了。到了19493月,我和孩子去警备司令部探牢,又看到了李白同志。他的双脚已经断了,还拖着沉重的锁链,由两个难友搀着出来。我看见他时,喉咙塞住了,讲不出半句话来,孩子叫了声:“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抱我?”听了这句话,我真是万箭穿心。

420,李白同志被押解到蓬莱路警察局,这是国民党军统局的监狱,不让探视。后来李白同志偷偷写了张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我,叫我站在对面老百姓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窗子叫,可以看到他。我带了孩子,就这样偷偷地看了他几次。57日,我和孩子又见了他最后一面。他说:“以后你不要来看我了。”我问:“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他说:“不是,天快亮了,我们的希望要实现了。今后,我能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也可以和全国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了。”又说:“当你们过上好日子时,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艰难困苦。天亮了,要做的事情更多了,应该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少用钱,多做事……”哪知道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遗言!

蒋介石本想从李白口中得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但李白同志坚贞不屈,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忍受了各种法西斯的酷刑,严守党的机密,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向敌人屈服。蒋介石亲自批了“坚不吐实,处以极刑”8个字。194957日,上海解放前夕,李白同志和十几名坚贞的共产党员,在浦东戚家庙刑场,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地牺牲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多少年来,我党有无数的英雄儿女,在敌人的枪弹下、刑场上、监狱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活着的时候,只知道勤恳地工作,唯恐给人民贡献太少,自己享受太多。他们从容就义的时候,只期望着别人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李白同志不过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他的生命永远在电波中闪光,永远和我们的伟大事业同在。只要想起他们,就使我们获得力量和勇气,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全部智慧贡献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让我们年轻一代,都生活得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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