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委三局工作的日子
□ 孙俊人
我于1938年初到延安，首先在清凉山解放社学习半年马列主义。一起学习的有周建南、孙有余和一个姓范的，共5个人。指导我们学习的是徐冰，主要是自学。发给我们马列主义书籍及报刊自己看，陕北公学讲课，给我们发票去听，回来谈收获。学习结束后，陈云、李富春同志还专门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还有沈鸿、胡华钦），边吃边谈，很亲切。边区副主席张国焘还到招待所看望我们，这都说明中央对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视的。1938年6月中央组织部分配我们工作时，是陈云同志同我谈的话。到了三局是王诤同志谈的话，确定我和周建南到通校当教员，孙有余到工厂。
我到通校时是11期结业、12期开学的交叉时间。12期、13期我都教过，以后我就到工厂了。通校前一段教务主任是沈毅力，后一段是王曙，校长是吴泽光，报务教师是洪杰、王平，李兆吉是文书。我们几个人都睡在一个炕上，王曙当班长，领导我们出操，我们就叫他王班长，至今见了面还是叫他王班长。那时学校主要训练报务员，技术课很少。学报务必须学电学，达到能修理自用机器的水平。当时的学生大部分是初中生，个别是高中生，少数还是小学生，这些学生感到难学的是技术课。后来，把一批文化低的工人编成一个大队，由我教课，因此，我在对文化程度低的学生授课的方法上，是有所体会的。
通校后来根据王诤同志的建议开设了机务班，程明升同志去了以后又搞起一个高级机务班，相当大专程度。
王诤同志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储备很重视。像我们这些学过无线电的人，到延安都去三局了。他亲自和我们谈话，介绍情况，分配工作，对我们的生活也比较关心、照顾。
当时很重视智力投资。王诤同志在人才培养上是不惜下本钱的。三局在人才培养上是投了资的，尽管当时我们还很穷，也还是尽了最大可能的。当然这也是中央的精神，王诤同志是坚决贯彻中央精神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钟夫翔他们那一期干训班学完理论之后，为提高实际操作技能，王诤同志批准拿出20部美15～20W的新机器要他们反复进行拆、装练习。1938年、1939年，我在通校当教员时，为满足学生实习需要，王诤同志也批准使用无线电元器件，手摇马达是很不容易搞到的，他也批给学员作实习测试用。那时，器材来源非常困难，这是个多么大的本钱啊！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能下这样大的决心，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有远见的。
我们这些大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差，王诤同志和我们一起动手。我们上课，他也上课，还听过我们讲课。那时大学生少，上过课就喊我们老师。陆亘一、周建南、孟贵民等都上过课。除了上课以外，三局局部有时还搞点专题技术报告。
王诤同志还注意从国外购进一些无线电书籍。早期在延安基本上没有无线电技术书籍，有一点儿也是我个人带去的30年代的教科书或手册，后来王诤同志通过各种渠道搞来上百本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技术书籍。我们这些技术人员从此有了新的书看，能了解国际上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大家都很高兴。
我是1941年3、4月份到通信材料厂的，先后担任过实验室主任、副厂长、厂长。1943年10月审干时就靠边了。直到1945年三局在裴庄成立技术研究室，才被调到技术研究室工作。技术研究室的负责人是陆亘一，因他身体不太好，由我代理。技术研究室共有十几个人，记得起来有：傅英豪、唐旦、申仲义、李岩、李庄、吴展、博明、黄云凤、黎沱等。技术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无线电设备和帮助工厂解决一些技术问题。
1941年下半年开始搞集中台，将分散的、小功率的、低效能的通信机器，转换为功率较大的机器，这是提高通信质量的重大措施。集中台是王诤同志亲自领导抓起来的，机器的设计、安装他都亲自参加。集中台的建立对当时通信技术的改进、保障中央对各解放区的指挥有着重要意义。搞集中台，客观上是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技术上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电力供应，不能靠手摇马达，机器不能用哈特莱单管机等等。由于周总理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关心，从香港和其他地方买来一些新的电子管及另外一些无线电材料，为建立集中台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集中台的动力部分是由胡华钦为主搞的，苟在尚、栗逢春等做他的助手。胡华钦的特点是工作踏踏实实，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当时自然形成的分工是：集中台动力发生问题就找他，电台与电机发生问题就找我。
日本投降后，三局派段子俊、周建南和程明升去东北。程明升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日本留过学，是学电力的，很有经验。我们仿制缴获的手摇发电机，程明升起了总设计师的作用，建立集中台时，把直流大电机改成交流的，也是他的主意。
1947年，以技术研究室为基础，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燕尾沟，由李强同志主持搞3kW的大功率语言广播台。我和陆亘一、郭平欣、王甲纲、刘永业、卢克勤、苏冶、戴冬等都参加了。李强同志亲自搞天线设计，机器原音频部分由陆亘一为主进行设计调试；高频部分由刘永业为主进行设计调试。此时石家庄已解放，有一部分机件是从石家庄弄去的。机器搞成后安装在井陉进行试播，因为北京解放，大功率电台也有了，这个电台就没有用上，但通过这一工程，在培养工程技术干部和取得经验方面仍然很有意义。
三局的文化学习抓得比较好，对政治思想教育也很重视，每星期六过党的组织生活或上党课。有一个时期，我们住在裴庄和盐店子，要到延安听党课，一听就是3几个小时，还要走3个小时的路，大家很高兴，不知疲倦。
三局的政治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搞得比较好，文化生活、文艺活动、体育活动也都比较活跃。这除了与整个延安学习气氛好有关外，领导抓得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选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