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通校的学习经历
□ 刘克东
【作者简介】刘克东,陕西延川县人,1918年生。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入党。1935年在陕北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在三局任报务员。西安事变前,组织上派他到17路军建立秘密电台。抗日战争后回到延安,历任军委三局纠察台长、股长、集中台领班、联司三科科长、西北野战军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处处长兼西北邮电管理局局长、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等职。现离休。
吴泽光同志参加红军后,电台就架在延川县永坪镇内的一个坡上的窑洞里,当时叫疙瘩上。我家离永坪镇只有20里,刘志丹同志考虑到今后红军要建立无线电通信,必须首先培养技术人员,于是通知各县抽调有文化、政治上可靠的青年到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技术,由吴泽光同志负责培训。学员条件是:年龄在17岁以上,23岁以下,具有初等的文化程度。由于当时陕北文化落后,只有绥德、榆林有中学,延长只有高小,所以学员的文化条件不能太高,只要求有小学程度,能够识些字,能接受训练就行了。还有一个条件,最好是党团员。我当时16岁,是团员。上级规定从延川县选调一名,我愿意参加,其他条件也具备,经上级批准,我就到了训练班,从此就走上无线电通信的岗位。我参加这一工作,还有个客观原因,当时红军有个干部学校,校长叫吴岱锋。吴家很早就和我们家有来往,关系密切。他们家很多人早年参加革命,白匪经常抓他们。他家的人为了逃避敌人的搜捕,经常住在我们家里,因此,从小我也就受到革命的影响。吴岱锋当时当校长,经常叫我到他那里去玩。他问我,“你愿不愿意听广报?”(当时不懂技术,把广播叫广报。)我说:“什么叫广报?”吴说:“你去听听就知道了。”我到电台上,有两付耳机,很多人都抢着听。国民党中央社讲一段新闻,接着唱一会儿戏,我当时年龄小,对新闻听不太懂,对唱戏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去听“无线电”,去听“广报”。所以训练班一招生,我就报名参加了。
我和薛希仁是同一天去的。我们到了以后,其他县已经选送了4人,早已开始学习(即第1期),他们是景生智、张振文、汪精锐、李洁逵。当时学校没有正式名字,叫训练班。我和薛希仁同一天去的,不久又来了马鹤鸣。第1期没有什么训练计划,吴泽光教几个电码,教几个英文字。我们3个去的晚,就叫第2期。吴泽光是广东人,比较进步,他穿一身麻呢中山装,有一条红色线毯,一条白被单,我们几个学生和他睡在一个炕上,他没有一点架子。1935年9月中旬,鄂豫皖红军徐海东带领的红25军也有个无线电训练班,有9个学员,他们学的也不多,于是他们9人和我们3人合成第2期。他们9个人是肖永昌、徐思铎、潘和宴、顾光泽、杨发科(杨杰)、彭绍坤、廖少权(廖辉)、陈生贵、宋永华。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歼灭东北军的牛元锋师,缴获了一部电台,一些报务员参加了红军,不久派到训练班当教员,他们是计加贵、常如松、贾鹤龄、申光等。
1935年12月底,中央红军到了瓦窑堡,军委三局的王诤、曾三同志都来了。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合并以后,正式宣布成立军委三局无线电通信学校,最早的4人为第1期,一直排下去。我在第2期。我学得快,4个月就学完了半年课程,中文每分钟抄到135个字,英文也130多个字。电学讲电波、电容、天线等,都是在黑板上画的,也好学,因此经过王诤考试,我算第1期毕业。中央红军到达后改称通校,校长吴泽光,政委曾三。1935年底我毕业后,留在学校,组织上让我当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员,这主要是培养我。为什么把我留下来?因为我能听懂南方话,南方人也能听懂我的话。当时讲政治课没有课本,曾三先向我讲讲,我再照他讲的去给学员上课。支部工作也不复杂,我记得用巴掌大的一张纸上,就能写下支部工作任务,有五六条。我记得第1条是发展党员,第2条是过好组织生活,第3条是巩固部队。
通校校址开始在延川县永坪镇一个高坡上的窑洞里,当地人叫疙瘩上。后来25军从陕南到陕北,学校迁到离永坪镇5里的李家沟;1935年12月又迁到了瓦窑堡,在城里中心区靠街的三四个窑洞里;不久又搬到城外水沟坪,一排12个砖窑,在这个地方与中央红军会合。不久学校又搬到韭沟台,第5期后我就离开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