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吴校长
——忆延安通信学校校长吴泽光同志
□ 柳仁甫
【作者简介】柳仁甫,上海市人,1919年生。1936年加入红军。1937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入军委通校学习。毕业后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报务员,后又回到延安任三局一分队、五分队报务主任、军委通校教员、班主任。后历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电台组长、军委集中台总领班、晋绥通校及华北电专教务主任、军委工校大队长、校办公室主任、通信部训练部长、军事电信工程学院训练部长等职。现离休。
1936年8月下旬,我和钱松甫同志到保安吴家沟门通校报到,参加第7期甲班的学习。我们必须等待第5期同学在9月1日毕业离校了,才能搬入他们的窑洞开始接受训练。我们暂时住进了校部。
校部设在一口不到20平方米的方形石窑里。它是学校首长、全体教员工作、学习、生活的唯一处所。除了政治委员曾三同志住了一个高铺和铺前有一张狭小的桌子外,其他人都睡在地下门板上。我们两人就挤在政委床铺旁边的地铺上。
所有的技术教员都是在西北被我军“解放”过来的电台人员,他们全都不安心在红军中工作。我发现了其中有一位五短身材、宽脸庞的广东人,最多20多岁,他目光炯炯,一副坚毅神态,显得与众不同。其他教员沉默地坐在地铺上,只有他忙着写什么、看什么。别人称他“吴校长”,我才知道他是通校校长吴泽光。
有一天,一位姓吴的教员手里拿着他父亲的照片,边看边哭:“可怜的爸爸啊,您年纪那么大了,不孝孩儿不能在跟前侍奉你呀!呜……呜……。”正当我们茫然不解时,曾三政委猛击一下桌子,大声喝道:“你吴尚南可以为马鸿逵卖命,为什么不能给共产党干!”吴教员当下老实了,其他教员或惊慌,或默然,吴校长则毫不动容,继续干他的事。不久,这位吴教员被调离苏区。但是校长是怎样一个人呢?在最后几天里,从吴校长和曾政委以及王诤局长相处中,他是那么坦率,谈笑风生,给我印象是:校长是不同于其他技术教员的那种人!
9月1日,第5期同学毕业,他们背起背包,唱着歌离开了他们的窑洞,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们第7期甲班的新生,随即住进这口窑洞,开始了我们的学习生活。
所有教员,虽然不安心于苏区的工作和生活,但在教学工作上都是负责、勤恳的,或许他们是把离开红军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较好的表现中了。
吴校长有副发音准确,优美而洪亮的嗓子。他一定深深懂得,在这学习紧张、生活艰苦的条件下,聚集了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必须活跃我们的精神生活,而唱革命歌曲,将能激发我们的革命斗争意志。他当了我们的“唱歌教员”,到时,全校学员集合了队伍,校长拿着一张歌曲,贴在墙上,然后笑咪咪地给大家讲解歌词内容,一句一句教大家唱,不时纠正大家唱得不对的地方。
校长嗓音很好,发音准确。有些新歌是国统区传进苏区的进步歌曲,他都是先自己唱会了才教我们的,可见他的识谱水平是很高的。他打拍子的姿势,总是用一只右臂,捏紧了拳没有教过别人唱歌。
校长教歌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再调皮的同学也不敢马虎。当教到激昂的段落时,他神情激奋,双目圆睁,右臂也指挥得更有劲了,就这样感染了大家,认真学唱。通校的歌唱得好,是有名的。全校同志到保安参加大会,会场上没有比我们学校唱得那么嘹亮整齐有力的,每次都是被“啦”的单位。重视唱歌,唱歌成了通校学员课外的一门课,这一传统一直保持了很久。
开学的课程是收报、英文、电学、政治,校长担任我们的电学课教员。电学这门课虽然只能学习极简单的知识,但我们大都成长、生活在落后的农村,多数人文化程度很低,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知识,学校里又没有一件示教模型,怎样接受“电”的抽象概念,这是极大的困难。上课了,校长捡了一根树枝,进入了我们的宿舍又是课堂的窑洞里。我们没有课本,就凭听讲。熏黑了的窑洞墙壁代替了黑板,树枝代替粉笔。电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校长讲的,只有相信。可电子间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道理,太难理解了。用物理现象也难讲,只能用男女关系作比喻来解说。他形象风趣地说:汉子和汉子,婆姨和婆姨,总是成不了对的;汉子和婆姨,总要互相多看几眼,为什么?就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样,大家懂得了些,也不会忘记。要我们这些红军青年接受电的科学概念,当教员的该费多大心思呀!
收报课到达一定进度,我们开始学习发报。发报手法很重要,基础一定要打好。当时,我们没有低频振荡器可供多人练习,每班只有一个蜂鸣器,供收报课中教员使用,我们只能在课余时间轮流练习,其他同志按着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练习。
校长十分重视我们的发报手法,他经常利用晚上休息转悠到我们班上来。我们都十分高兴校长指导我们练习发报。我们轮着发一段报文,请他评判自己手法上的缺点,以便改进。他对每个同学的手法都仔细地听,然后,慈祥而又认真地,像对待小孩那样用形象而通俗的语言讲评,既给予鼓励,又指出克服缺点的方法,最后又作示范,教授他的发报手法。大家对校长给予自己的指导心悦诚服,全都觉得有出自内心的欢欣。有时,住在隔壁的乙班同学,也参加进来,要求校长指点,他同样耐心地评论指导。
漂亮的手法,在我军电台的报务人员中不是很多的。据我后来的观察、比较,吴泽光校长的手法,可以说正规得无可挑剔,应该说无出其右者,无论点划、间隔,都接近于机械发报的水平。他在发报示范中,经常用“口码”(用口腔发声模拟手法)给大家示范,要我们在心里具有正规手法的根本印象,我称之为“心码”。我用自己的观念来说,手法和心码有极大关系。
1941年,我在通校15期当教员。15期有两个队,是属同一教学进度的。在重新按收报进度编队之前,由吴校长在一个特大的教室中,亲自会考,一百几十个同学“整装以待”,迎接校长的统一考试。全校的收发报教员,站在四周。校长那严肃而认真的姿态,感染了大家。那时我们已有了低频振荡器,声音宏亮优美。校长的手法,我们听了,真是一种享受,谁都从心中感到佩服。
吴校长对待自己发报手法的态度,可以说像名演员对待自己的表演艺术一样,是那么严谨、负责,一丝不苟。
不久,全校向延安转移。曾三政委调到西安工作去了,吴校长率领全校同志出发上路。在3天的行军途中,校长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穿黑布军大衣,大衣里背一个布包,显得臀部老是鼓得高高的,跨着矫健的步子,领着大家前进。在路上,我们看到三局有些老资格的技术干部,是骑着马的。吴校长是不是没有马骑呢?我想不是的,看他的劲头也不是。
队伍快临近延安北关了。北关外有红军大学的学生们列队路旁,不知是迎接哪位首长。到延安了,我们心情激动,行军疲劳也消失了。忽然,吴校长起声带领我们唱歌,我们伴着行军步伐,也随着吴校长边走边挥动的手臂,齐声唱着雄壮的歌曲,进了延安城。路旁的抗大同志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并鼓励了我们。
到了延安,我们的住房条件比保安好多了,也有了一个简陋的篮球场。
听同学们讲过,中央在瓦窑堡时,机关、学校、部队曾开过一个运动会,通校当然参加了。吴校长在田径赛中得了第一名。他个子矮,动作敏捷,两臂摆动快,脚步也快。我想,这当然是他得冠军的有利因素,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每干一件事,都有那么一股必须干成的决心和拼命劲头。这“拼命劲头”是体现他个性的重要方面。他常打篮球,在生活上是普通一兵,在球场上同样是普通一兵,但在胜负上从不谦让,从不饶人,当仁不让,胜了是争得的,输了把帽子狠狠一抓,摔在地上,现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
我们是毕业班,全班7个人,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彼此是团结友爱的。对于敬爱的校长,我们在课余也偶尔议论。有一天,大家边削铅笔边议论,都说校长削的铅笔最特别了。他削的部分短的可笑。正在这时,门旁伸进了一枝削得短短的铅笔,随即消失了。我们赶紧出门,发现正是校长拿着一支铅笔,边走边笑嘻嘻地回头看着我们,我们全班同志也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校长的英文字体不是连写的,一个个都很清楚,但很特别。我想这是他从事报务工作抄收英文而自己创造出来的字体,但他从没主张在教学工作中将它推广。校长的英文阅读水平是很高的,不过,听他的会话挺别扭。据说他是完全靠自修成“才”的,所以,一会话就“走调”了。有一天,延安城里开大会,一位美国朋友讲话,我们当然一句也听不懂,而校长则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放过一句。吴校长从来是十分好学的,这样难得的机会,那里会放过?
在延安凤凰山城隍庙里,第7期甲班学习结束了,共学了6个月,比过去历届要长些,在校长主持下,有主任教员贾鹤龄和我们参加。在我们每个人填写的表格上,由校长,教员签了名,表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在我的印象里,可能这是陕北通校在毕业班工作上的第一次吧!
学校还为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说是“典礼”,其实按正规要求,是谈不上的。主要的是吴校长讲了话。哎呀!在我入学后,吴校长在全校讲话,可是第一次哩。他没有稿子,但显得那么腼腆,又那么高兴,他说我们学校又孵出了几只小鸡,还三言两语地提出了对我们的期望。他丝毫没有一个学校首长通常在这种场合讲话时的气魄和风度,却充分表达了一位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一个伟大的母亲,一只孵出后代的母鸡,在他的儿女将能独立觅食、独立生活时所感到的慰藉、喜悦和由衷的期望。
1941年,我奉命调通信学校15期一队任班主任,教学工作由教务主任孟贵民同志负责领导。吴校长仍不时了解各队工作情况,要求通报必须按学员组为单位,在教员参予指导下进行。所以,全校收发报教员几乎全部参加。吴校长毫不特殊,和教员一样按时前来参加一个组的通报教学,通报课完毕,还向我交待学员情况和应注意的问题。
吴校长在校风的遵守、生活、劳动上的模范作用,在我军学校首长中,也是罕见的。
学校整顿军容风纪中有一条,每天第一次遇到比自己职务高的干部,必须主动行军礼。这在学员中,在不少干部中,都不习惯,我也一样。但吴校长自我执行得十分严格。全校师生员工都是他的下级。有一次我在路上和他相遇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向我行了举手礼,我闹了个大红脸,而校长则笑笑走了,我感到很羞愧。他平日总是军容整齐,虽然军衣破旧了,甚至不够干净。
学校为了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种了一些菜。由延河的上游挖了一道渠,通到下游河边,可以灌溉菜地。大部分都挖好了,只有中间一小段有一块很大、入地很深的石头啃不动,暂时停工。有一天中年,太阳很毒,我看见有一个人用镢头在埋头“啃”那石头。是谁呢?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校长一个人在挖掘。
通信学校在保安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校歌,歌词较短,曲调好像是移用苏联的革命歌曲。抗战开始后,形势发展了,通校规模不同于以前了,学员中知识分子成分大大增加了,非常需要新的校歌。学校本身没有音乐家,据汤翰章同志回忆,是他陪同吴校长专程到延安请教了吕骥同志。吕骥同志给他们讲解了制作校歌词曲的基本要求和方法,鼓励他们大胆实践。原来准备两人全力创作,但由于人为的原因,汤翰章同志不久就被迫停止了工作,创作校歌的重任,只好由吴校长独自承担了。在创作期间,很多同志都看到,吴校长或在晨曦初露之时,或在明月当空之际,在那窑洞前时而于行进中纵情吟唱,时而停步低头凝思,反反复复,旁若无人。我们的校歌,确确实实是吴校长的心血凝聚成的。这支歌,表达了通校学校的教育方针,体现了我军那种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它将永远鼓舞通信兵胜利前进!敬爱的吴泽光校长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选自《通信兵回忆史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