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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第四部分 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时期
2015-05-11 15:30   审核人:

回忆陆空通讯气象专业班

 

□孔 永

 

  【作者简介】孔永,河北省束鹿县人,1932年3月生。1947年6月参加革命。1949年5月毕业于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建国前后历任航空站、气象台观测员、代主任、台长等职。1956年5月至1957年1月任越南气象专家,回国后历任北京气象处气象室主任、军委气象部气象室副主任、空司气象局气象室主任等职。

1947年初夏,正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逐步转为战略进攻的时刻,我参加了革命队伍,在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陆空通讯气象专业班学习。这个班是在战火中开办起来的,它所培养的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接收国民党通讯气象机构、创建人民空军气象和陆空通讯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努力学习,掌握专业知识

1947年5月,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学校(简称电专)在冀中地区招收新生。那时,我才15岁,高小还没有毕业,但有一股革命热情,很想参加解放战争。见电专招生,喜出望外,就到束鹿县辛集报了名。当时报名的还有骆郢、秦志杰等。经过口试被录取后,我们由年岁较大的秦志杰带队,步行二三天,途径晋县、无极、新乐等县,于6月下旬到达电专所在地——河北省曲阳县北水峪村报到。与我们同时入校的同学大都来自冀中的蠡县、河间、安平、定县、晋县、深县、新乐、饶阳、深泽、束鹿等县,也有少数是来自部队的具有一定文化的青年。由于这个班是培训陆空通讯人才的,所以对政治、身体等条件要求比较高,体检时,除对内科、外科作一般检查外,还对听力、视力、身高等方面作了较严格的要求,最后从几百人中挑选出80多人,组成陆空通讯班。这个班又称附属班,直属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校部。当时校长是曾涌泉,副校长是钟夫翔、韩克树。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到1948年初,我校就与晋冀鲁豫军区通讯学校、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训练队等单位合并,并于4月27日,正式成立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简称华北电专)。校长兼政委王诤、副校长钟夫翔、韩克树。校址在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获鹿县李家庄、符家庄、郑家庄一带。我们班仍叫陆空通讯班,编制序列为第二大队四队。大队长秦华礼,是位长征干部,副大队长吴希圣,教务主任邢中里。我们学习的专业是陆空通讯。主要的教员有两位,都是随刘善本驾机起义人员。一名叫江焕章,是国民党空军通信学校陆空班学员队第二期的学生,文化水平较高,会英语,还懂气象;另一位叫何辉庭。还有教平面通信的教员崔凯和助教韩招弟。主要课程有空勤概论、陆空协同战术、陆空通讯、布板讯号、英语、电学、无线电,还有气象课,但气象讲得比较简单,都是常识性的内容,没有气象仪器,也没有实际操作。陆空通讯是学习重点,主要包括:通信种类、通信联系区分及方法、空中报务员应准备的工作、起飞后的联络、无线电定向、盲目着陆无线电设备、无线电着陆实施、遇险通信等,基本是按国民党空军通信学校陆空班学的那一套内容授课。后来又有一位叫朱贻先的女主任教员教我们的英文、中文莫尔斯电码收发报,不久担任了我们的队长,她技术熟练,发报速度快,使用的塞德K每分钟达150码。当时我们年轻,脑子反应快,经过刻苦学习,英文中文收发报速度都可达到每分钟120码,并初步学会了双工通信。1948年8月以陆空通讯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基本结束,学员达到了可以单独工作的水平。

中央军委三局所属延安气象台负责人张乃召率领邹竞蒙、曾宪波、张丽、傅涌泉、周鲁女、苏中等6人带着气象器材从延安撤出后,于1948年8月18日到华北电专报到,很快就参加了我们陆空通讯班的教学工作,张乃召还担任了我们四队队长。这时我们的学习内容转成以气象课为主,同时巩固通讯课程。我们班改称为陆空通讯气象专业班。气象课程内容按初级气象专业人员的要求,设天气常识、天气预报知识、地面气象观测和气象仪器等几门课,有理论,有实际操作,学得比较系统、扎实。气象课主要由张乃召讲授,邹竞蒙讲文化课和气象观测,曾宪波讲气象仪器和电学课,周鲁女、苏中、傅涌泉、张丽等进行课外辅导,并带领我们进行气象观测实习。教材是张乃召、邹竞蒙等编写、刻蜡纸油印的,使用的气象仪器全部是美式的,有福丁式水银气压表(英寸制)、空盒气压表、手持风速表、手摇干湿球湿度表等。这些仪器都是张乃召等从延安撤出时用六七匹牲口驮来的。有了这些仪器,每个学习组都能分到一些轻便气象仪器,如手摇湿度表多一点,每组有两三套。那时由于仪器没有来源,所以张乃召一再强调,操作仪器时要特别小心,不要损坏。可是在练习手摇温度表测量时,还是有个别人不小心打坏了仪器,致使大家都感到痛心,周鲁女甚至伤心得落泪。我们是在战争环境中学习,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一心一意学好本领上前线。所以尽管物质条件差,可大家十分刻苦,时间抓得很紧。当时用的观测记录簿是用16开的毛边纸自己刻板印刷的,大家作记录都很认真,字写得清楚、工整。练习操作手摇温度表,既要按一定的速度旋转,又要能一下子停住,掌握不好就会打坏仪器,经过大家勤学苦练,很快掌握了要领,达到了要求。1949年5月,我们的课程全部结束。这时组织上决定把我们这个班全部调到华北军区航空处训练队(现北京动物园内的原北平气象台),继续学习提高。5月26日我们由周鲁女、关震率领,于5月28日到达北平,仍由已先期到达北平的张乃召领导我们,其他还有副队长周鲁女、主任教员李荣琛(随刘善本同志一起起义到延安的通讯人员)、通信教员田化民、观测教员孟繁钊、观测助教仇永康。我们学习的主要任务:一是加深学习,巩固已学知识,结合实际提高,熟练专业技能;二是统一操作规定和操作规范。我们过去是按照从延安带过来的美国气象仪器规范学习的,而这时气象台站上的仪器操作规范、编码等多是承袭日本的,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并熟悉它。此外,是边学习边工作,对从国民党方面来的留用人员施加影响,进行考察。当时张乃召要求我们达到的水平是,至少要能鉴别留用人员的技术作业是否正确,要能发现问题并能顶替工作。在这期间,有少部分同学陆续分配工作到各部队,至1949年10月4日训练队结业时,全队尚有学员28人。

值得说一下的是,1949年9月,在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基础上,组建了中央军委工程学校;1953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1958年从张家口迁至西安改为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1966年转为地方建制,又改名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现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在艰苦生活和战火考验中磨炼

战争年月,物资紧缺,供应困难,一切都要艰苦朴素,因陋就简,学校校舍都是利用民房、庙宇和地主富农的房舍自己动手改建的。上课没有桌椅,只好就地取材,和泥托坯,砌成一个个台子,高的就是课桌,矮的就是凳子。学习必需的文具如纸张、铅笔等来源也很缺乏,就千方百计地节约使用,或者找代用品。铅笔只剩半寸多长了,还舍不得扔掉;纸张就到获鹿县城南边的河滩集市上买旧帐本代替。当时的伙食,主食以小米为主,副食也只是瓜菜之类,经常喝倭瓜汤,一周能吃到一两次馒头或面条,就觉得很不错了。穿的是旧棉军装,有的是前方伤员脱下来的带着血迹的棉军装,就这样缝缝补补还得穿两年。

军校生活不仅艰苦,而且紧张。我们每天早晨跑步出操(星期一会操),白天上课学习,晚上点名后自习,时间安排很紧。我们既是学生又是军人,要求很严格,相互见面要敬礼,去见队长进门要喊报告。宿舍是借住的民房,一个组睡在老乡家的一个大炕上。我们每到一个村庄,住到老乡家,总是扫院、挑水、帮老乡干活,还搞宣传。吃饭前,学生要列队唱歌。校歌也很有意思,歌词是这样的:“我们生在艰苦伟大的时代,为着大众的生存解放,要牺牲一切,斗争到底,今天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战斗的学习和生活,政治要坚定,技术要精明,体格要健康,锻炼成革命的技术人员。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努力,一分一秒都不能放松。努力、努力完成教育的计划;努力、努力完成光荣的任务,前线等着我们。”艰苦的生活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激昂的歌声鼓舞着我们前进。

学校不论在曲阳县北水峪时,还是在获鹿县李家庄、符家庄时,都经常受到敌机的骚扰、轰炸,上课还要时时注意防空。1948年9月上旬,国民党飞机每天来轰炸华北军大。我校与华北军大是近邻,也就天天防空。9月13日,国民党空军先后出动B-24型轰炸机六架、B-25型轰炸机十多架、P-51型驱逐机八架,轰炸华北军大校部所在地南新城(距符家庄只有二三里),空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9月14日又来了更多的B-25型轰炸机继续轰炸。我校一大队上士杨鹤为同志在一次敌机空袭时不幸被炸死。由于敌机频繁轰炸,我们曾搬到距符家庄8里以外的山洞里上课。这里的100多个山洞,都是日军侵华时为防美国飞机轰炸放置重要物资而建造的。后来形势稍安定些了,我们才回到原来的地方上课。

1948年10月28日,大队部召集紧急会议,传达国民党傅作义要用5个师的兵力偷袭石家庄获鹿县一线,企图再用进攻河间的穿心战术来进攻石家庄的消息,形势十分紧张。大家立即动员起来,一面把一些笨重的、多余的物资运往山洞隐蔽,一面作转移的各种准备。10月29日敌人已出动了,情况更紧急。部队指定曾宪波、张丽等3人负责押运二大队的器材。他们白天装车,一直忙到天黑,晚11点钟火车才开动,天亮时到娘子关,约八九点钟到阳泉。10月29日夜,我们已经睡觉,队长张乃召打着手电找来,叫我们立即起床,带上背包、干粮和轻便气象仪器,把284报话机等也分工背上,匆匆赶往大队集合点,一夜间步行百里到了元氏县。在继续南撤的行军路上,常有敌机跟踪。我们分工背着轻便气象仪器、电台、行李行军,虽然艰苦、紧张,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后来到赞皇县山区停住了脚,立即继续组织学习,并架设电台实习。由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制定了对付傅作义部队的对策,并作了严密部署,所以,傅作义的骑兵还未到达石家庄,就有一部分被我军歼灭在正定大桥附近。11月2日,我军解放了沈阳,北平吃紧,国民党部队只好北撤,南侵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不久我们队又回到郑家庄继续学习,战争形势越来越好,大家情绪也更加高涨。

 

走上工作岗位

我队学员,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准备建设空军的气象、通信事业的需要,从1948年10月开始,有的就提前分配工作,走上工作岗位,开始了创建新中国人民空军气象事业的历程。

1948年10月15日,傅涌泉奉命去太原接收国民党的气象机构。12月14日,邹竞蒙、苏中等离校去接收天津、塘沽的气象机构。1949年1月1日张乃召、曾宪波、张丽、周国栋、王振江、魏永臣、李志谦和李荣琛等到达北平良乡(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驻地)。同月19日,由曾宪波(负责人)、李荣琛、王振江、魏永臣等4人接收南苑、西郊机场有关航空电讯、气象部分和502气象大队。2月4日,曾等4人进驻北平市东交民巷奥国府,6日,正式接管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电台、空军指挥所的电台、陆空联络组的电台及直属指挥所的一个气象台。2月9日,张乃召、曾宪波、张丽、周国栋和张义等接管北平国民党中央气象局所属的华北气象台。这个台除台长一人外,其他人员都未走,器材也未受到损失,尤其是气象记录始终未中断,是个完整的气象台。3月2日,张丽奉命南下去西南地区接管气象机构。4月1日,华北军区航空处在北平成立。方华任处长,油江任副处长,吴锤琨任副政治委员。航空处下设场站科,科长就是我们的老上级张乃召。场站科设有三个股,气象股股长邹竞蒙,通信股股长曾宪波,场站股股长林军。5月28日,李荣琛、王振江、魏永臣、李志谦调气象训练队。6月5日,张乃召令曾宪波负责去南京接管国民党中央气象局和去上海接管气象台,并打电话去太原调傅涌泉同去。19日曾、傅到南京,21日下午就去国民党中央气象局,该局较完整,除少部分人逃台湾外,大部分人员未走。25日,曾宪波到上海,9月12日,接管上海气象台(吕东明和潘震、王名才是上海气象台的地下党员,对接管工作帮助很大)。并成立“华东区台”。1949年12月,“区台”搬南京。1950年2月,华东军区气象处在南京成立,傅涌泉任该处观测科科长,曾宪波任该处华东军事气象处气象科科长。曾以后到上海接替吕东明(调北京)的工作,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气象室主任兼上海气象台台长的职务。

1949年7月,周明杰等五六名同学分配到北平南苑机场分别任调度员、话务员、信号员等职。1949年9月,胡习、康树清分配到华北军区航空处办公室当参谋。1949年8月,张荫杰、魏兰州、刘同聚等分配到华北军区航空处电台。

1949年10月4日,华北军区航空处气象陆空通讯训练队结业,大部分同学被分配到华北空军,一部分分配到陆军、海军、民航和有关省、市。按业务上来说,一多半分配搞气象工作,其中有的搞观测,有的搞填图,也有不少人搞通讯工作,个别还有作信号员、调度指挥的。

我们这批同学和教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团结了当时留用的气象、通讯技术人员,开展了气象工作,做出了成绩。以后为适应国家各方面气象工作的需要,不少人陆续调到中央气象局、军委空军、各军区空军、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各省市气象部门工作,成为新中国的气象工作者,不少人至今仍在领导岗位上,这一代人的艰苦创业对推动我国气象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组建包头、归绥机场气象站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在绥远起义,接受和平解放。华北军区航空处场站科科长张乃召,带领一个场站站部的建制和一个加强警卫营约1000余人,作为首批进驻绥远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于1949年10月23日乘专列离京,27日上午到达包头,董其武在火车站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随后张乃召科长,张建国站长,何彦政委和电台机要人员等住市内卫戍司令部,我和冯开业、王亨、屈振林等几个分工搞气象的人,场站其他人员及警卫营,进驻包头南门外火车站南二里半村西边的飞机场。进驻机场的第二天由冯开业带领王亨、孔永、屈振林等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建立气象站的工作。他们首先选定一间房子作观测室,在观测室房后不远处找了一块视野开阔、地势平坦的地方作观测场,然后进行了气象仪器安装。记得我们来时只带了简易的气象观测仪器,如福丁式水银气压表(是张乃召同志撤出延安时带出来的,以后又带到归绥机场气象站)、空盒气压表、温度表、手持风速表、自计仪器、地温表、日照计等。

包头机场气象站是建国后组建较早的气象站,它的主要业务一是搞地面观测;二是气球测高空风。地面观测的项目有:气压、温度、湿度、云、能见度、风向风速、天气现象、日照降水和积雪等。一天观测8次,还经常进行临时加密观测。每天要昼夜值班,观测后立即整理资料、编码、加密后送航行电台(骆郢同学在该台工作),发报给北京。当时全国是一个航行网,互传气象电报。兰州、迪化、重庆、新津等机场电台也经常要我们的天气实况。

不久,华北军区司令部航行处送来测高空风用的经纬仪、制氢筒和制氢用的矽铁粉、苛性钠等。我们立即找了一间房子作制氢房,在观测场附近搞了个土台子放球。4个人负责制氢、灌球、放球、整理资料、编码发报等,工作很紧张。后来上级又先后调来刘宝枢、吴雅正、王作民等人。1950年底还从包头中学选调高一班学生赵士林来气象站工作,由专人每天给他讲“测报简要”,带他跟班实习,学习制氢、放球测风等业务,两三个月后,他也担负了值班工作。

在长城外内蒙古草原,冬季严寒,风大刺骨,最低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夜间用经纬仪观测小球测高空风,还没有手套,经常冻得难以忍受。器材也很缺乏,找个手电筒也很困难。有一次冯开业在制氢筒的口部检查是否有残渣,他打开制氢筒盖后,划了一根火柴,氢气突然爆炸,冯脸部轻度烧伤,送医院治疗三四周后才病愈出院。

在包头生活也比较艰苦,主要吃小米、高梁米、土豆,偶尔吃顿莜麦面或白面馒头就觉得不错了。当时留用人员是薪金制,我们是供给制,每月给我们发个人津贴6块白大洋。组织上为照顾技术干部,每人还发给相当于买1斤半猪肉的技术津贴费。

当时社会治安很不好,经常有枪声。起义部队里也有人叛乱,有的整班成排上山为匪,有的连队把我军派去的指导员杀害了,我们机场警卫营的一个战士到驻地附近农村借包饺子用具时被坏人杀害。机场也经常受到匪徒袭扰。因此我们气象站的同志们还在观测场周围挖了战壕,随时准备战斗。

1949年12月,张乃召派王书海一人去归绥航空站,请当地农业学校每天提供一次气象观测情况,用长途电话向北京报告。

1950年11月,我(气象站代主任)和屈振林及两名学员去归绥航空站正式建立气象站。这里条件更差,站部驻在归绥城里,我们几个人住在归绥机场。机场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话,每次观测、编报后,由通信员江庭同志步行六七里送到市内电报局发往北京。后来我们在机场边上找了3间旧房,加以修整后建立了观测室和观测场,开展了地面观测工作。总之,不管条件怎么困难,我们都能按时发出准确的气象情报。

 

为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提供气象保障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华北军区航空处奉命组织空军机群参加阅兵式,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次受阅飞行的气象保障工作,由邹竞蒙与北平气象台代台长秦善元负责组织实施,并向航空处指挥室提供气象资料。这次受阅飞行是一次多机种、大机群的编队活动,要求队形整齐,航线准确,按时通过天安门。这给飞行气象保障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复杂性、艰巨性,我们不仅要把飞机场的天气掌握准,而且还要把飞行航线、备降机场的天气掌握准。为此,航空处拟制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气象保障工作方案:一是受阅飞行前一天,由北平气象台于12、17、24时,向航空处指挥室提供当日3次天气预报及4次高空风向风速;受阅飞行当天,由北平气象台于06、12、17时,向航空处指挥室提供当日3次天气预报及高空风向风速。二是组织气象情报网,包括华北地区和沈阳、汉口、南京、上海等气象台,早6时至18时,每隔2个小时报1次天气实况,直接发到华北军区航空处指挥室。

在受阅飞行训练期间,9月2日、8日,组织了受阅飞行预习;9月23日、28日,组织领队长机按受阅航线要求通过天安门。9月24日、26日,在南苑机场上空,把东西向跑道作为假设天安门,作联合编队受阅航线飞行练习。每次飞行练习,都按要求进行了气象保障。

10月1日,天气比较复杂,根据高空、地面天气图和其他气象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起飞机场和备降机场天气是好的,主要是受阅飞行航线上有低云层。

参加开国大典正式受阅飞行的17架飞机(其中P-51型9架、蚊式2架、C-46型3架、PT-19型2架、L-5型1架)共编成11、12、13、14、15、16等6分队进行空中分列式。飞行高度,P-51型3000英尺、蚊式2500英尺、C-46型2000英尺、L-5、PT-19型1500英尺。16时起飞,全部按规定高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16时35分,指挥塔台命令空中全列式开始,此时航线天气不太好,在3000英尺高度上有薄碎积云,P-51飞机穿云而过,第二次P-51飞机通过时云渐低。长机发令改变高度,在2500英尺高度通过,与最后的第16分队衔接。16时41分,各分队通过完毕,空中分列式结束,全部安全降落南苑机场。其中16分队3架小飞机,于受阅后担负摄影及撒宣传品的任务。飞行人员在航线天气不好的情况下,仍能机动地正确判断,完成了受阅飞行任务。

当时,我们刚刚接收国民党的气象机构,组织不健全,气象资料缺少,人员又新,但是参加受阅飞行气象保障的全体人员,克服各种困难,认真负责,提供准确的气象情报,尽量作准受阅飞行的起、降机场,航线和西郊、张贵庄、唐山等备降机场的天气预报,较好地完成了受阅飞行的气象保障任务,为保证机群编队准确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几十万干部、群众的检阅,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们全体气象人员的光荣。

(本文选自总参气象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气象史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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