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物理实验室
□ 胡昌璧
【作者简介】 胡昌璧,女,四川省青神县人。1924年3月生。1947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物理系。1947年8月至1949年5月在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任教,入党后曾担任同济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工作。1949年6月至1949年8月在上海北虹区区委会学委负责几个大学和中学的建党和建团工作。1949年以后在学校任教,历任教员、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副教授。曾任陕西省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兼实验专业委员会主任、陕西省计量测试学会常务理事兼电磁专业委员会主任、陕西省仪器仪表学会理事。1997年8月13日病逝。
1949年10月我初到学院时,当时教育科科长江波同志和我谈话,他说:“党把你调到这儿不是来享福的,而是要你来体会党的事业创业的艰难,因为这儿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技术院校啊!”
1950年2月,我被编入理化教学组。当时教学组的负责人是金有巽同志。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开始为文化水平不一的学员,如机务班、工程班等上物理课。大概是1950年4月或5月,当时的教务处处长韩克树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目前国家急需培养各类工程技术人员。为了让学员学得更好些,由你着手筹建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他还说:“给你们5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50元),作为开始的筹建费,设法把教学急需的设备准备起来。”于是在金有巽主任的领导下,我们迅速制作了一些课堂演示和实验器材来满足教学的需要。如做力学和基本测量实验,没有物理天平,金有巽主任就亲自做了一个秤;没有砝码,沈光年、方湖宝等同志在泥土地上挖了一个小坑,用锡块自己浇铸砝码;用厚纸板制作测量重心的各种形状的试验板。方湖宝同志还用铜线、细棉线制作了一台波动演示仪。那时就是用这些自制的简单设备为各班学生开设了“力的分解和合成”、“力矩的平衡”、“牛顿第一、二定律”等课堂演示和实验。化学教员韩奕容同志还用拾来的废铁丝、碎木板制作了化学实验必需的试管架、烧瓶架,他还用篮球胆和铁皮、木板等材料制作了一套可以用脚踏打气的吹制玻璃小器皿的设备。
为了尽可能节约经费,我们常常买一些较便宜的部件做成适合教学的仪器,如金主任曾买过一个带轴的铁轮,加工成一套演示刚体在斜面上滚动的仪器。他也曾在寄卖行买回旧的医生补牙用的振动器作为演示“振动”、“波动”的振动源。有些设备我们没有能力进行机械加工,金主任就亲自出差请其他院校加工。
1952年初,当时的副院长孙俊人同志对我说:“今后的任务不是一年培养几十个或者一百多个大专程度的学员,而是培养几百个甚至更多的高水平的工程师,我们应该根据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来建设我们的学院,应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把眼光看远一点,应该努力建设一个较完善的物理实验室。学院将着手筹建电工实验室、电子管实验室等,还应该着手编写较完善的实验讲义,购置必要的精密仪器。如果教学急需的仪器国内暂时买不到,还要努力自制啊!”于是从1953年开始,我们不仅购买了不少物理仪器,如分光计、测量显微镜、读数望远镜等,还自制了单缝衍射仪、碰撞仪、落摆法测试重力加速度仪、冷却法测试液体比热仪等。蒋伏窘、张德骧同志通过指挥系的物理教学工作,还编写了整套示教卡片。在金主任的组织领导下和教研室(当时称为教授会)的全体同志努力下,又绘制了一整套挂图和一些幻灯片。当时的实验员李国绩同志还写了一本“物理实验室工作手册”,在这本未出版的手稿中,李国绩同志总结了我院物理实验室从1950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工作的主要经验,提出了物理实验室应该如何进行科学管理的问题。
31年过去了,我院物理实验室虽然在极“左”思潮泛滥时,几经摧残和破坏,但是在院党委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物理教研室和实验室全体同志的辛勤努力下,已经开出普通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共89个(其中43个是1979~1982年这段时间设计的)。为物理师资班(相当于综合性大学物理系)开设了“基本测量”、“普物实验”、“综合实验”、“近代物理实验”4门实验课。研制了“平面型气垫导轨”、“样品微振式磁强计”等国内还没有的教学仪器。已筹建的“光普分析”、“精密光测量”、“精密磁测量”三组设备,不仅可用于教学,也可用于科研工作。在1979~1982年仅4年的时间里,就是“我们是创业者”这个思想在指导和鼓舞我们,使我们克服了人力、财力、设备奇缺的种种困难,动脑子想办法,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教学和科研任务。
在庆祝我院建院51周年的时候,创业艰难的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我们应该牢记和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传统,应该牢记“我们是来参加创业的,不是来享福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