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西电记忆人物访谈百名将星西电学人校史春秋校史研究影音档案留影存照史料捐赠我要留言
流金岁月  
第五部分 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时期
2015-05-07 17:47  

在革命的洪流中(节录)

——记军委工校的学习和生活

董建中 李文朴 王克正

 

  【作者简介】 董建中,河北省黄骅县人,1928年11月生。1949年3月参加革命。曾任区队长、政治干事、政治教员、资料研究室主任、社会科学研究室主任。1961年7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任副教授,教授,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三、四届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理事,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党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委会委员等职。

李文朴,1932年生,哈尔滨市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曾任区队长、副班主任、秘书、教务部党委副书记、校办主任。

王克正,1930年生,沈阳市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曾任区队长、教员、助理员、教材处副处长。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年,旧中国如同浑浊的黄河之水,滚滚东去,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恰似喷薄而出的一轮朝阳,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神州大地,万物当春,新时代的帷幕拉开了,中国人民第一次作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扬眉吐气,高奏凯歌。这胜利的凯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磁场,把广大热血青年吸引进了革命的大家庭中。

 

初入工程学校

1949年7、8月份,我们作为被招收的学员,分别从北京、哈尔滨出发,先后到达张家口军委工程学校。到校后我们高兴地脱下了学生装换上绿军装,带上胸章帽徽,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好神气!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参军?”我们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来回答,只是说:“那么多同学都投入了革命的洪流,我们也不能站在岸边观潮!”社会的巨大变化使我们心潮澎湃,再也不能安心于原来的学校生活了。我们在参军前,有的曾在革命大学学习过,有的在解放区受过党的教育,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大家早已厌恶至极,盼望换一个新天地。但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很肤浅,只有一种仰慕之情,对军委工校(即军委机要干部学校)颇感兴趣,所以对张家口是很向往的,这大概同抗战时期的青年奔赴延安的心情相类似吧!

从外地来的学员陆续到校,即开始编队。全校学员分为六个大队,我们被编到六大队22中队,全中队分为7个组,中队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华北电专。山西地区人较多,他们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低。此外还有来自东北、华北、华中等地的学员,他们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为了革命的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了。”中队是基层单位,党团支部设在中队,因此,中队长和指导员就是我们天天见面的顶头上司了。中队长马骏是个20多岁的年轻的团级干部,但他已是身上多次负伤并有十多年军龄的老干部了。他深沉持重,严于律己,从不矜夸,堪称师表。指导员李文生是一个健美的军人,不仅外表矫健,而且心灵美,为人正直,诚恳而和蔼可亲。他们的优良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我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组成了革命大家庭,欢快地聚集在这所新成立的军委工校。

军委工校座落在张家口市东山坡,这里曾经是日本侵略军的营房,后来又是国民党部队的营房,解放张家口时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到处是瓦砾碎石、残垣断壁,马路高高低低,杂草丛生,几乎找不到一条像样的道路。校舍没有围墙,山上的野狼在校园内时有出没,晚上,厨房里的肉食几次被野狼吃掉。为了吓唬野狼,我们就在临街的墙壁上用白灰画了许多圆圈,据说狼见到白圈就不敢走进。晚上去厕所(在距离宿舍校远的地方,临时用席子围成的厕所),为了壮胆往往是结伴同行,而且手里提着棍棒,以防与野狼发生“遭遇战”。

军校的生活对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来说是相当紧张、艰苦的,但又是团结、愉快的,全校统一作息时间,早晨一声号令,立即起床,迅速穿起衣服叠好被子,先去厕所,然后跑到操场集合出早操,这些动作要在十分钟内完成。开始很不习惯,不免有些忙乱,衣服穿错了,袜子找不见了,因为大家睡通铺,每人只有半米宽的位置,七八个人挤在一个铺上,所以衣袜互相搞乱,一时找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集合后由执行组长检查服装穿着是否整齐,经常出现纽扣扣错、风纪扣未结、鞋带未系、帽子未戴等令人可笑的狼狈像。冬季出操往往是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下进行,凛冽的寒风穿透了棉衣,冻得浑身发抖,大家就跑步、作操,直到身上出汗,然后再回到宿舍洗脸后去吃饭。吃饭没有饭厅,气候恶劣时就回到宿舍吃,一般情况下就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吃。饭前先集合唱歌,然后解散吃饭。吃的是小米、高粱米、荞麦面,每周改善一次伙食,吃一顿馒头;每8个人一盆菜,主要是土豆、萝卜、白菜,至于来自鱼米之乡的南方同学自然是很不习惯的,但他们用“考验”二字来勉励自己,生活过得也挺愉快。1950年“三八”节这一天专为女同学改善伙食,做了许多肉菜,把她们集中到一起吃,男同学照样是炖萝卜,有些人看到女同学吃肉,不免馋涎欲滴。我们男同学知道有些女同学是不吃肥肉的,就端着碗等吃她们剩下的肥肉。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女同学把肥肉留给了男同学,使我们沾了光,大饱口福。

生活是艰苦的,然而精神是愉快的。入学后“第一课”是建校劳动,要把这荒凉的东山坡,建成美丽的校园。我们铲除了杂草,整修了一条条马路,把一块高低不平的坡地,建成了一个宽大的操场,命名为“八一”操场;把一条深沟填平,建成了篮排球场,统名为“大沟球场”。各中队、大队还在自己宿舍周围修建了篮、排球场和上军体课用的小操场。我们自己盖厕所,修猪圈,还帮助修缮队扛木料,运沙石,修建教室,修缮宿舍。经过几个月的建校劳动,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在劳动过程中手上打了血泡,肩被压得红肿,晚上睡觉时,痛得不敢摸,可是第二天照样抬土石,扛木头。在劳动中开展比赛,你追我赶,争先恐后,谁也不愿偷懒。为了配合建校劳动,还开展文体活动,校文工队(后改为文工团)演出话剧、歌剧,召开联欢晚会,演奏革命乐曲、歌曲。各中队每周都有文体活动,如开晚会、看电影、出壁报、组织球赛。中队开晚会由各组出节目,许多能人大显身手,北京来的周涉华唱京剧颇受欢迎,陈柱章多才多艺,表演个小节目常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看电影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娱乐休息,又是一种行军锻炼。学校的电影院是在距离东山坡八九里路远的大境门内,来往路上就得用一两个小时,每次去看电影都是戎装整齐,列队前往,多数是去一次看两个电影,有时要看到深夜,当返回宿舍时,已是夜间一两点钟了,当执行中队长宣布明天不出早操时,大家格外高兴。每逢节日(学校当时没有寒暑假)文体生活更加活跃,组织大型球类比赛和文艺演出,总政文工团等单位特意从北京等地赶来为我们演出,马玉涛、常香玉等都曾到校演出过。在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中,发现和锻炼了一批优秀的文体骨干,如全军组建“八一”足球队时,我校有3人被选入队,足球名将国家足球队队长陈福来,“八一”足球队原主教练朱一先都是当年由本校学生中选拔去的。

每逢节日伙食也有所改善。1950年2月过春节,各组从伙房领来饺子馅和面粉,大家围在一起包饺子。南方的同学不会包,捏不拢口,结果煮了一锅烂饺子,大家自嘲而又自慰的说:“别看饺子破,吃起来倒很香。”有的说:“饺子煮烂了,吃了好消化!”就这样欢欢乐乐过春节,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使人们忘记了小家庭,连那几个娇嫩的女同学也没有一个因想家而哭鼻子的。我们洗澡、理发、洗衣服也形成了集体活动,各组都备有理发工具,同学之间互相理发。有些同学手艺相当高,可以根据不同人的脸型理出使你满意的发型,不过那时没有人敢讲究发型,怕受批判。校内起初没有澡堂,各组集体列队到市内一家浴池去洗,集体去的好处是可以互相搓背。我们不少人就是从那时学会了搓澡,至今仍颇有用武之地。利用星期天洗衣服,大家把水盆放在院子里洗,边说笑边洗衣,几个人合作,流水作业,既节约用水,又提高了效率,大家称之为“愉快的劳动”。

军委工校的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我们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学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使我们不仅从组织上参了军,而且从思想上、感情上也开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了。在80年代的今天,我们不能要求当代的青年再过40年前的那种艰苦生活,但是那种团结互助,遵守纪律,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作风仍然是值得发扬的!

 

露天大教室

军委工校是依着山坡地形修建的房子,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很不整齐。这些房子多是学生宿舍,少数是干部办公室。用来上课的教室很少。我们听课是在大操场,大家把它称做“露天大教室”。

在这个“露天大教室”里自然没有桌椅,每个人的双膝就是课桌。每人一个小马扎,这个小马扎的利用率最高,上课、开会、学习都离不开它。上千人坐在“露天大教室”里,排列得整整齐齐,纵横成行,除非统一休息,不然没有一个人随便走动,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不管风吹日晒,一个个低着头,手不停地快速做笔记,没有教材,全靠笔记,课后还要组织学习、讨论。个人自学和开讨论会都在宿舍,中队、大队集合开会都在院子里。当时物质条件很差,学习用品奇缺,就连学习必需的笔记本、墨水都难保证供给。笔记本是自己订的,订本子用的纸是学校统一发的,每学期每个人发几张(整张)单面油光纸或颜色发黄的单面草纸,自己裁开,装订成笔记本。半年的政治学习,有的同学竟记了大大小小10多本笔记。

对于这种艰苦的学习条件,尽管开始很不习惯,也有人情绪不高,但不久也都习惯了,而且感到挺有意思,并不埋怨,也不叫苦。原因何在?第一,大家都有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革命就意味着吃苦,革命不仅要同敌人作斗争,而且要同各种困难作斗争,这个道理是我们适应那种环境的精神支柱。第二,领导干部和我们同甘共苦,领导同志说:“现在比抗日战争时的艰苦生活好得多了。”虽然学习条件差,但环境是安定的,不用担心敌军的袭击。第三,困难是暂时的,随着全国的解放,生产的恢复,物质条件是会逐步改善的。

事实正是如此,大家动手进行建校劳动,后来又修复了一些教室,整修了马路,校园的面貌大大改观,学习条件逐步改善。例如每个学员不仅有一马扎,而且每人有了一把扶手椅,椅子的右面有一块伸出去的木板,可以把手放在上面写字。这种扶手椅,既是椅子,又可当桌子用,在扶手椅上写字就好得多了,因此,大家很喜爱它。转入文化和专业学习以后,一切学习用品几乎都由学校统一发给,各种笔记本,不但纸质良好,而且学校统一订做了一批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字样的、各种规格的硬软皮笔记本、保密本等。抗美援朝时期,全国人民慰问志愿军、解放军,我们都得到了一份慰问品——14K金的钢笔一支和一个专做的搪瓷杯。据说这种钢笔的价格比美国派克笔的价格还要高。钢笔对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什么十分稀贵的东西,但是对这支钢笔,大家把它当作珍品保存着,有的人一直保存了几十年,原因不在于它的价值,而在于它是一件具有政治意义的纪念品。

 

从 头 学 起

早在开学典礼之前,集中半年多的时间,学习政治,改造思想。起初,主要是学习时事政策,学习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他为新华社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白皮书》的评论文章。

从1949年11月起,在继续学习时事政策和毛泽东著作的同时,转入学习《社会发展史》(这是主课)和《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这一学习步骤是为思想总结在理论上、思想上作准备的。如果说这一步和在此之前的政治学习是整个教学计划的第一步,那么思想总结就是第二步。

《社会发展史》是一门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课,我们对它是陌生的,从内容到方法都必须从头学起。

担任《社会发展史》的教员,主要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此外还有杨献珍、孙定国、王学文等,他们都是全国知名的学者。虽然当时物质条件差,教学设备简陋,同学们听课都坐在“露天大教室”,但是能听到这些全国一流的教员给我们讲课,大家都感到十分高兴。每次上大课时,学校都架起了喇叭,打开扩音器,台上摆上几张桌子。主持人多半是政治处主任贺伯升同志。贺主任是四川人,他是一个颇受大家尊敬的高级干部,他操着浓厚的四川口音对大家讲:“今天请艾思奇同志给我们作报告……大家欢迎!”艾思奇同志开讲了,他也是四川人,同样操着四川口音。他从生物的起源讲起,什么单细胞、三叶虫、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直讲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将来的共产主义。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和基本常识,我们是无知的。在中学时,曾学过生物课,那是讲植物与动物的产生与进化,仅仅限于自然界,从不和人类社会挂钩。所以,不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更不知道未来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等等,因此对艾思奇等人讲的一套理论感到很新鲜。在学习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掌握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理论,这一切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头学起。

从1949年到1988年已经39周年了。当年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如今已年近花甲。亲爱的母校,当年您所哺育的莘莘学子,遍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在这39年的过程中,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为我军的通讯工作、为教学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作出了贡献。他们之中有的已是副教授、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工厂厂长、主任、处长等,更多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如今,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仍然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关闭窗口
当前位置: 首页>>永不消逝的电波>>校史春秋>>流金岁月>>正文
版权所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档案馆
总访问量:
今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