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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第六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通信学院、通信兵学院时期
2015-05-07 15:40   审核人:

在通信工程学院工作的三年

 

 张可曾

 

   【作者简介张可曾,1909年9月17日生于沈阳,原籍河北省抚宁县。1933年参加革命。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经济系)肄业。参加革命前任电报局报务员、无线电台收发员。参加革命后,先在北平反帝大同盟东区军委工作,后历任延安新华社电务科长、东北民主联军电气专门学校副校长、东北军区通信学校副校长、中南军区通信学校副校长及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副政治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是1952年10月在军委工校基础上建立的,院址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山坡。这是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建的第一所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通信部队建设,以培养各军、兵种合成部队协同作战的通信指挥干部和通信工程技术干部的高等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和巨大成就。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比较安定,经济稳步发展,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日益高涨,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环境,为造就我军技术人才和开拓国防现代化积蓄了力量。

我是1953年6月调到学院工作的。当时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是周维同志,副院长是孙俊人同志。1956年9月,我因患直肠癌住医院治疗,出院后便一直休养。1959年6月,调到国务院参事室。在学院实际工作只有3年又3个月时间。现在离开部队,离开学院已28年了,时光荏冉,改革开放大业正兴,片断回顾,略抒怀念自勉之心,所记内容或疏漏失检,请学院诸同志指正。

 

一切以教学为中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学院是以军委工程学校第一部为基础创建和发展起来的。1953年2月7日,学院召开首届党员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提出了“一切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方针,动员全体党员、团员和全校干部、教员、学员、战士为完成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奋斗。这次大会是学院走上正规化大学的标志和新的开端,大大加快了学院的建设步伐。

院党委、政治部和各部、系党委紧紧掌握教育为政治服务、一切工作以教学为中心这个总方针,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各单位各级领导由于对方针有明确的认识,在制订训练计划和其他各项工作计划以及制订措施时各部门协同工作,贯彻执行的步调是一致的。全院工作有秩序地进行,保证了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和训练任务的顺利完成。

学院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继承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基本主题,结合学院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问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由政治部制订政治学习计划,对干部、教师、战士,分别提出要求。对学员以中共党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教材,按训练计划(课时与要求)进行政治教育。同时,由政治机关和系党委进行形势和思想教育。1953年上级决定学院派220个学员组成一个方阵,代表解放军通信部队参加国庆阅兵式,他们在盛夏酷暑,经过两个月艰苦训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55年学校又开展了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的“三好”活动。这些深化革命性的锻炼和提高思想品德的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好形式。

学院初期驻在中等城市,不论教学条件、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较地方高等院校差距太大。我军素有艰苦朴素、克服困难、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学院各级干部许多都是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时期的锻炼和考验的同志,即便是建国后参军的青年学生和战士,在党的教育和部队的实际生活中也都逐步养成了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好作风。学院在张家口时,除了新建了一座教学楼、一幢苏联顾问楼,后期盖了一幢宿舍楼外,院部和各部、处、系、教授会的办公室,医院、子弟小学和幼儿园的用房以及全院人员的宿舍,全部是利用日伪时期留下的旧营房。回顾往昔,整洁质朴的校园,朝气蓬勃的气氛,发扬了我军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1956年3月24日至26日,召开了学院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这时全院党员937人,占全体人员30%,团员1352人,占全体人员43%。党、团组织健全,党、团生活正常,党、团员活跃在全院各部门、各基层组织的岗位上,起着积极的先锋作用。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学院已经基本上走上了正规大学的轨道。同时,这次党代会又是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不久召开的,所以这次党代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次大会上,院常委总结了3年来学院建设的巨大成就和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提出今后学院的任务是,全面规划学院的工作,加速学院建设;提高教员、干部的政治、军事、业务、文化水平,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全院人员思想觉悟;改进领导方法及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同时要求积极开展向现代科学进军和全面地向苏联学习。党代会后,全院根据党代会的决议积极开展工作,但由于院领导力量薄弱,又加上全国的政治气候逐渐不顺,学院的训练和科研工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师资队伍和知识分子政策

学院教师队伍可以说是由两部分基本力量组成,一部分是军职教师,他们大多数是从事通信、军事、政治工作有实际经验的同志;另一部分是非军职教师,他们有的是从大连工学院调来的,其中教授、副教授、讲师十余人,这些人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建国前后大学毕业担任助教的青年知识分子。学院开办的4年时间里,从总的情况来看,师资力量不论在数量方面或是在业务方面,都不足以适应学院迅速发展的需要,培养、提高和充实教师力量,是保证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学院的首要条件,也是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为此,学院曾采取一些实际步骤有计划地培训教师,先后派出40余名青年教师,到北大、清华、哈军工、天津大学进修;按计划组织在职教师进修,请老教授讲课,请苏联顾问讲课,开展科研工作,召开科学讨论会。几年来,教师学术水平和业务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当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局限性和领导经验不足,还有不少缺点,如学院处张家口,与大学、科研单位集中的京、津、沪较远,学术交流诸多不便,学院图书资料较少,实验设备不足,以及由于教学任务重,师资力量不足,致使培训师资工作受到限制。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级决定我和通信兵部主任王诤同志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并同全体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了北京市举行庆祝“一化三改”胜利的群众游行队伍。在大会期间,军队组代表开了座谈会,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并联系我军的实际,就调动军队中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响应中央提出的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的号召进行热烈讨论。中央会议结束后,我向全院干部(包括高级速成系、指挥工程系学员)及驻在张家口的解放军高级通信学校干部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院党委(扩大)会议遵照中央会议精神和王诤同志指示,研究部署了训练和科研工作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学院在这一段时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对非军职知识分子教师的充分信任和支持。学院军职干部和非军职教师融洽工作,团结得好,许多非军职党外老教授(包括副教授、讲师)和部队同志一道,艰苦奋斗,埋头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受到上级领导的尊重和称赞。

 

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苏联政府协助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务院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在我们军队系统也聘请了苏联顾问。中央军委决定聘请6名苏联顾问到我们学院协助工作。1953年初,两位苏联顾问到达学院,一名首席顾问(少将衔)、一名通信顾问(上校衔)。他们协助我们制订训练计划,调整教学组织机构,制定有关教学制度等。一年后,第一任首席顾问离去,由苏联顾问团另行派来顾问组,成员有:首席顾问(少将衔)、战术通信顾问(上校衔)、无线工程顾问(上校衔)、有线工程顾问(上校衔)、雷达工程顾问(中校衔)、训练部顾问(中校衔),还有一名顾问组打字员。顾问组直属苏联顾问团领导,顾问组在首席顾问领导下工作。首席顾问是作为院领导的顾问,对训练任务和教学计划的执行以及有关重要问题和我们院领导共同协商处理,训练部顾问协助训练部长组织教学工作,各专业顾问协助有关教授会主任工作。

苏联顾问都是在苏联军队从事通信工作,并是各有关专业方面的专家,有的顾问参加过卫国战争,首席顾问来学院前任苏联红旗通信学院副院长。在我们共同工作期间,他们高度的负责精神,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友好的共事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训练计划的制定及以后几次修订、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及实施、教授会工作及教学制度的建立以及军队通信工作经验介绍和资料提供等方面,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对学院教学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院党委和全院同志,非常欢迎苏联顾问来学院协助工作,非常重视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曾两次发出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尊重苏联专家(顾问)意见的指示,院党委和政治部及时向干部、教师传达学习,并结合学院具体情况,制定了《向顾问学习及贯彻顾问建议的规定》。同志们尊重顾问,向顾问请教,诚心诚意地要把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经验学到手的积极性是很高的。首席顾问曾对我们讲过,他希望帮助中国办成一个像苏联红旗通信学院那样的学院,我们并不实际了解红旗通信学院是个什么样子,但我们当时确实欣然接受以红旗通信学院为榜样,把我们学院办好,为我国陆海空合成部队通信兵种培养出更多更高级的通信军官和工程师。由于我们缺少办正规化高等通信工程学院的经验,又缺少现代化先进军事通信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战争的经验,所以我们主要依靠苏联顾问,向他们请教。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产生了机械地搬用苏联学院某些教学方式和制度,带来不少的盲目性。要说学习苏联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经验哪些学得不好,哪些做得不好,我认为责任不在苏联顾问,主要在我们干部身上,特别是院领导不善于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去学习别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央军委适时总结我军向苏联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曾电示有顾问的单位进行检查,改进工作。后来我们学院在向苏联学习的认识上、工作上有所提高和改进。

 

记韩克树同志

在解放军中从事通信教育的同志不少,但是从参加革命开始直至去世,终生从事通信教育工作的却不多,韩克树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从1937年由北京大学到晋察冀根据地开始,直至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因病而逝世,3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贡献于我国的通信教育事业,为了表彰他的功绩,1973年国防科委授予他烈士称号。

韩的祖籍是山东蓬莱县。祖父逃荒到了东北通化县,历尽艰辛,后来家庭经济达到中产水平,所以韩的父亲得以到天津读书,上了北洋师范学堂,毕业于数理化专修科,后在东北辽阳等地工作。韩的母亲是一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妇女,保持着忠厚、勤劳的品德,因韩父去世较早,韩受其母亲的影响较大。

1916年韩出生在沈阳,因生活所迫,翌年全家返通化,1927年又返沈,1929年父病故。从此家境日下,韩与一个姐姐两个弟弟跟随母亲靠变卖田产维持生活。韩是长子,当然承担起全家的重担,15岁就出面办理成年人办理的事宜。生活重担,磨练出他自强、奋斗、宁折不弯的倔犟性格。

韩在通化读完小学,他的成绩常常名列全校第一。1927年到沈后读初中,1931年从沈阳省立第一初级中学毕业,1932年考入沈阳省立第二工科高级中学矿冶科。大凡二三十年代的有志青年都有科学救国、实业振邦的理想,韩也在编织着出国出洋,然后回国大干一番的理想。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北大营的炮声,振撼着中华民族的心,身在震中沈阳的韩克树同志,在炮声中开始醒悟了。东北一时成了殖民地,广大群众成了亡国奴。当时有的同学想将来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谋得一官半职;有的干脆不再读书,当了工人。韩在这个大变动中,毅然离开母亲及年幼的弟弟,1935年春到了北平。

1935年9月韩考入东北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心中想念白山黑水,想念父母弟妹,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救国之策,痛斥当局之无能,谈到激昂之处,常涕泪俱下。北平的流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激荡着每一个东北青年的心。

1935年12月,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韩当然地成了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组织游行,散发传单,在敌人水龙、棍棒下,冲在前,退在后,当时被称为“韩铁牛”。学生运动的后期,他们组成南下宣传队,因为没有坚强的领导,当步行到固安时,被敌人冲散,韩又回到北平继续读书。

1936年东北大学工学院迁西安。当时西安街上到处是东北军,这批青年学生的到来,几句东北的乡语,亲历当亡国奴的感受,使他们很快成了宣传抗日的积极分子。同志们在“西安事变”的电影中,可以看到“东北大学”的校旗。当时东北大学西安分校校长林某,压制学生运动,受到了广大爱国学生的强烈反抗,韩积极参加了学生的“驱林”运动,事后校方停发韩的助学金,韩又返回北平。1936年9月韩克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经过几次波折,韩曾一度产生消极情绪,心想以后不再参加学生运动,两耳不闻天下事,好好在学校读书。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不久,8·13日军轰炸上海,抗日战争开始。韩的读书、救国的蓝图被撕毁了。大学的校园再不是平静的象牙之塔,大批教授南下。韩在进步同学的介绍下,1937年8月,到了平西,参加了国民抗日军。

抗战初期,各种抗日组织比比皆是,司令多如牛毛,在大的变动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平西的这支抗日组织,有进步学生,有农民,也有兵痞等社会渣子。韩开始当战士,后当班长,他曾几次带领战友与日军作战。但是这支部队,当时因没有经过整顿,十分混乱。后来八路军给部队派来干部,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对部队进行整顿,后成为晋察冀军区的三团。

1937年12月国民军派韩到115师独立团学习无线电技术。韩克树1938年2月到阜平县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参加军区当时举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习,7月毕业后,即担任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务主任,从此,韩走上了我军的无线电教育岗位。

下面是韩的简历:1937年12月,在115师独立团电台学习;1938年2月在晋察冀军区电训班第一期学习;1938年6月~1941年任军区电训班2~5期教务主任;1942~1944年在军区无线电研究班学习;1944~1946年任军区通联处教育股长、华北军区电专副校长;1949~1952年,任军委工校教务处长、第一部副主任;1952~1967年,任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训练部长、教育长、副院长、副书记。以上简历,印记着韩克树参加革命后几十年的脚步,记载着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有谁能数得清,他编写了多少教学计划,写了多少教案,讲了多少课,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他还在关心着学院的教学工作。

(刘嘉相根据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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